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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一些，不知是否用得上。

天津卫有句俗话：“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一过腊八就不再忙别的事，以极大的热情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忙年的活动中。各家各户务求把吃的、穿的、用的一并准备齐全。

其实，天津卫老少爷们过年的时候，不但能够饱了口福，还可以借这个年劲，大饱眼福，各式的庙会、花会、法鼓、大戏，各样的游戏、杂耍把春节的这几天排得满满的———“娱乐”就是天津人春节的主题。

天后宫庙会敲响新春第一锣

从前，天津民间信奉多神，如财神、灶王、菩萨、玉皇等，但由于天津地处海边，民众一面强调航海技术一面祈求神灵保佑，所以在民间威望最高、崇拜最甚的要属“天后娘娘”———在南方称“妈祖”。同时天津又是航运枢纽，外来商人诸多，航运活动频繁，所以“天后宫”的香火也非常旺盛，并多有祭祀的花会活动。到了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巡视天津，视察了天后宫，并非常欣赏花会的表演，皇帝钦赐会旗，从此天后宫的民间花会成为了“皇会”。法鼓、狮子、中幡和花鼓等各种表演走街串巷，锣鼓声不绝，喝彩声不断。据《天津皇会考记》记载，“通宵如是，直至夜阑不散。烛灭香消，未觉东方之既已白。”后来，除了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大庆之外，农历腊月十五至正月初一还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慢慢地，天后宫庙会变成了春节最为重要的一个喜庆节目。

天津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尚洁说：“为什么在腊月这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举办规模宏大的娘娘庙会呢？说起来它与天津人传统的年节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天津人十分重视过年过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城市中极负盛名，这与天津的历史地理环境、五方杂处的人群结构、多数人长期从事漂泊无定的海运和漕运职业有关。每到年节，人们企盼着能够与家人平安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共祝来年好运。这种买价与心理的浓烈程度是其他城市的百姓无法相比的。天后宫腊月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气氛中应运而生的。从腊月十五开始，各种年货商贩聚集到天后宫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年货交易市场。宫南宫北一带年节需要的杂货和庙内前院的儿童玩具，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而这种形势至今未改。”

她还告诉记者，早年间，天后宫内就有许多由配殿改成的商业店铺，卖剪纸窗花、吊钱儿、金货以及花鸟鱼虫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大家去选购年货的时候，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年货，“逛逛也是享受啊！”

大鼓伴杂耍老少爷们乐一把

旧时的天津，人称唱大鼓的生意人为“吃江湖饭的”。据传，大鼓这种演唱形式的起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尧舜时代朝堂里就设置谏鼓，虽是以下谏上，也有一种教化的意义。古代，周庄王为了“正风化俗”，曾“击鼓化民”，所以后世唱大鼓的就尊周庄王为祖师了。过年的时候，唱大鼓的不会在年货市场附近支棚设帐，三面摆上长板凳，一面平地设桌支鼓，当做演员演唱的舞台，谓之“拉场儿”。所谓的鼓曲都是成本大套的书，什么《呼延庆打擂》、《前后七国》、《杨家将》、《跨海征东》、《薛刚反唐》等等。

这一个年，几家大鼓棚子唱不同的曲目，老百姓在一饱耳福的同时，还能一饱眼福。因为过年的时候只要一有唱鼓曲，就必然会有“杂耍”，这种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以吸引不同爱好的观众，将相声、双簧、戏法(魔术)、杂技(如抖空竹、耍坛子、踢毡子等)一起演出，称为“十样杂耍”，意为将吹、打、拉、弹、说、学、逗、唱、变、练十门技艺集于一堂，让大家在年里好好乐一把。

空竹嗡嗡响花样抖出大年味

提起抖空竹，每个孩子、甚至大人都会兴致勃勃的，因为空竹随着棉线及两根细棍子发出“嗡嗡”的声音，伴随着左右挥甩、上下起伏，由简单的拉响，到繁复优美的花招，抖空竹的技巧是相当多的。由于它两头大，中间细，天津人叫它“风葫芦”。

在老天津过年的庙会上，都会有人表演。表演者用两根短竹竿系上白线绳，在空竹中间的圆轴上绕一圈，两手持竹竿抖动时，使轴头上的圆盘旋转起来，圆盘上有竹片隔开的小孔，旋转时有风进入孔中，因而发出“嗡嗡”的响声。抖得快，圆盘转得也就快，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洪亮。抖空竹时，常常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抖，比赛谁的空竹抖得响亮，谁抖得花样多，最简单的花样是“扬高”，就是把空竹抖响亮，抛向空中，带着“嗡嗡”响声，再用竹竿接住，继续抖。抖空竹的花样还有“猴子爬杆”，即让空竹顺着手中的竹竿往上旋转。复杂的花样还有“攀十字”、“张飞骗马”等。春节的庙会、年货市场几乎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现在的孩子大概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简单的玩具，在两根小棒拴着的一根小绳上，一只竹子做的小玩意儿随着绳子的抖动上下翻飞，发出“嗡嗡”的声响。如今，年过六旬的老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几只嗡嗡作响的空竹，“嗖嗖”地从人群中飞向天空，随后，急速落下，然后各自被稳稳地用绳子接住，又重新抖了起来。小小的空竹就像流星一样不断从人们的眼前划过，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从背后飞上来，一会儿又从腿下钻过去，一会儿又在他们的手指间来回跳跃，他们舞出的“流星赶月”、“猴子爬杆”、“蚂蚁上树”等花式令人叫绝。

男女老少齐上阵秧歌扭起来

还有一种与高跷并列为节日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节日民间社火活动中的一种歌舞艺术，天津方言称为“地秧歌”。67岁的孙凤英老人说：“我是铁杆秧歌迷，一听见唢呐和鼓点声，手脚就痒痒。当你随着鼓点扭动的时候，连脚趾头都吃着劲。今年春节，我参加了宁河的秧歌队，好好地扭了一回新春大秧歌。扭秧歌的门道其实多着呢，一招一式，一行一动，都有许多讲究，把喜气洋洋的感觉带给看秧歌的每一个人，把新春的气氛带给每一个人。”“旧时秧歌都是男的闹，那时候的大年里，男人们装扮上身，吆喝着，欢笑着，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隔着门缝往外看，一起跟着欢笑。女子跳秧歌是现在才有的。”

孙凤英还告诉记者，在京津一带，地秧歌有两种区别：一是踩跷与否，踩跷者腿子也只1尺余；二是大扭大唱与只扭不唱之分。以上4种形式中，只有不踩跷、只扭不唱，也不扮演故事角色的人，仅配以服装彩绸，随锣鼓伴奏碎步舞扭。至于“跑旱船”、“跑驴”等艺术形式，在天津往往是和秧歌会附在一起，也有的是附在高跷会后，作为大剧目间的一种缓冲表演项目或短节目后的补充项目。热烈火爆之后，诙谐曼舞，使观众情绪为之一舒。

唢呐伴奏铛子响跨鼓敲起来

据尚洁介绍，相传天津最早的一个法鼓团体是“大觉庵金音法鼓会”。法鼓会乐器以鼓为主，放在中央,钹、铙、铬子、铛子都在鼓后。法鼓曲牌约十几套，常用的有《老西河》、《摇通鼓》等。著名的法鼓会还有龙亭的井音法鼓、芥园的花音法鼓、侯家的永音法鼓等。而中幡会是跨鼓和中幡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表演的会，由厨行同业所办，会名“乡祠前远音跨鼓中幡会”，跨鼓队是大鼓八面，用黄绳系于颈间，鼓手人穿黄马褂；铛子八面，击者每人穿黄坎肩；另有双髻文童12人，各着鲜衣，手托花篮；武童亦12人，手持对钹。演奏时，跨鼓声轻重缓急不同，铛子打点。文童轻歌，唢呐伴奏。武童则击耍对钹和人体摆字，常摆的吉祥词为“江山太平”、“天下太平”等，变换极迅速。中幡队最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初是中幡三架，各由三丈长竹竿挂长幡，幡宽五尺，青缎面，红布里。幡顶斜插旗子两面、灯笼两个、伞盖三把，并系缀铜铃若干，每架各有长幌绳两条(较北京中幡少一至二条)。每架总重超过百斤，行会中或托手中，臂上或杠肩头。表演时则顶上额或伸臂托塔，表演者做各种惊险动作，但幡竿不能离身，不能倒地。逛庙会的人们会大声地给表演者叫好，表演者得到认可后，会更加卖力地表演。

跳高劈叉翻筋斗高跷踩起来

每当过年，还有一种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踩高跷”。高跷的表演者双足缚于1～3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边行走边表演。清代中叶高跷盛行时，高跷腿子曾有高5尺者。高跷有文、武之分：文跷以走唱为主，简单的舞扭动作；武跷则表演诸如倒立、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惊险动作。

天津高跷多属武跷，其舞扭动作，如倒立翻滚、前奔下倾等均有固定模式，造型美观，气氛红火。清代以来，天津城郊高跷会最为普遍，多以戏曲名目相标榜。表演时按戏目分项进行，演员在锣、鼓、铙、钹击打伴奏中舞蹈翻跌。在高跷铿锵有力的锣鼓点中，年味越来越浓，喜气洋洋的春节也越过越有意思！

“妈妈例儿”，也写做“妈妈论儿”，是京津地区一种民俗事象。《北京方言辞典》释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北京话词语》里说它跟“老妈妈例儿”一个意思。

例儿，当然是当惯例、体例、规则讲，是应该仿效或依据的。妈妈，指长者，从前大都是家庭妇女。换句不大好听的话说，妈妈例儿就是家里老娘儿们的讲究。加上老字，则是突出“例儿”的老生长谈性质。

它是否都是“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我看不一定。由于妈妈例儿来自底层人民，是传承民俗，情况就复杂了，至少有三种情况：一、以迷信的形态出现，包含迷信的内容；二、以迷信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三、以合理的形态包含合理的内容。后二者在民俗学上叫“俗信”

这说需要用辩证方法，去看妈妈例儿。

一、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这是带判断性的妈妈例儿。有这一回事儿吗？没有。有人把它与清兵入关联系起来，只是小说家言。如果确是“真理判断”，即没有舅舅的人，在正月剃了头(理发)怎么办？有舅舅的死舅舅，没舅舅的管不了，那还是真理性判断吗？但是，它是用迷信的形式，引导合理行为。正月，人人过春节，它督促人们在春节前做好个人卫生；不搞这种个人卫生，就危及亲属，多厉害！再说，旧社会剃头匠(理发师傅)大都是宝坻县人，旧年年底夜以继日地干活，等除夕加班到正月初一天亮，立刻回家乡过年，你想剃头(理发)，哪儿找师傅去！

二、窗户门对窗户门，不打官司就死人

建筑新房，或在院子里翻盖新房，最忌讳门或窗对着邻居的门或窗户，所以有了“门对门，净死人”一类妈妈例儿。

这种话，看起来是一种民俗禁忌，而且是荒谬的迷信禁忌，但是，却不能这么简单地做出结论。因为这是以迷信形态表明一种建筑规程。

门窗对门窗不便于居住生活。谁家都有隐私，至少都有不愿意别人看见的起居生活，都有不愿公开的行为。夏日炎炎，在个人居室内难免袒露上体，或者洗浴，能时时刻刻紧闭门窗吗？显然不能。还有例如某地有两家门对门的住户。甲走出自己的屋门时，总是无所谓地前行右拐。但对门的乙住户换房搬走了，住进新住的丙。没有几天，丙住户的男人站在门前骂街，“狗眼冲人家屋里看什么”，“不是东西”等等。甲住户发现丙住户“骂海街”也不依不饶，说：“也不尿一泡尿照照，你那模样的女人躺在地下也没人要。”“海街”骂了几次，甲与丙接上了火，大打出手，归了派出所。如果当初盖房的时候，遵守了妈妈例儿这种多年经验总结，把门与窗相互错开，就不会发生这种纠纷。可见这条看来十分迷信的妈妈例儿，道出了某些生活的真理。

旧时元宵节天津例儿多

为外甥祈福———舅舅送灯

正月十五，当舅舅的人可千万别忘了一件事，一定要给外甥送灯。旧时天津民间有舅舅给外甥送灯的习俗。

“讲究送‘鸭子’形的灯，取其谐音‘押子’之意，为外甥祈福。也有预祝外甥长命百岁之意。”至今此俗不衰，而且灯的种类日趋繁多，金鱼灯、蒺藜灯等取富裕有余和吉利的寓意。

结伴赏灯散逛———走百病

正月十六，天津还有一个习俗，这一天是走百病的日子，劳累一年从未离开婆家的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回娘家与父母团聚，或到庙里进香，或到繁华闹市逛一遭，消闲一番。但是，必须当日返回，不许隔夜。

妇女不仅要回娘家，而且多结伴出游，一边赏灯散逛，一边以行“走”除百病，民间认为在“走百病”时，必须越过3条河流，跨过3座桥，而且还要“摸钉”，方能求吉除疾。“摸钉”就是用手触摸桥梁上的铁钉或是庙门上的门钉。因“钉”与“丁”谐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则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好在天津河流多，桥梁多，庙宇多，不然走一天下来，女子们的小脚哪里受得了。

金银财宝驮回家———蒸老鼠

居民人家一般在正月十四就忙活起来，和面蒸制“刺猬、老鼠”。刺猬的周身剪出细三角尖儿，以高粱米做眼。老鼠则剪出四足和长尾,用黑豆做眼。刺猬、老鼠的脊背上和木铣头上堆着面做的元宝，两种为一对，分别摆放窗台角、门墩、厨房的灶台角处，头朝外。转天下午，把各处摆放的刺猬、老鼠头由向外转向屋内，以示把财宝驮回家中。至于神像前、祖先牌位前和灶王神像前所供的刺猬、老鼠则不转动。

十五晚间天黑后，撤下供品及各种摆放的刺猬、老鼠,由家中男性家长主持上香，供煮熟的元宵，全家男女老小叩拜尽礼，燃烛焚香焚黄钱、放鞭炮。香尽撤下元宵回锅煮热由全家分吃，谓“吃供尖”。吃供尖后正式吃晚饭，平时分家单过或者外出工作的，都要凑齐集中在家长的住处吃。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月圆家圆，象征着家庭和睦、美满幸福。

圆圆满满吃元宵

过元宵佳节，自然不能不提吃元宵。有糯米(津地叫“江米”)面和高粱面(津地叫“黍米面”)两种。糕点店出售的是糯米面的。元宵馅品种多样，故称“什锦汤圆”，制作时用畚箕摇制，煮熟后松软可口。一般家庭自制都是高粱面的，是包糖馅后用手制成，煮熟后略显硬实。

我国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民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十五，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为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元宵在南方称“汤圆”、“圆子”、“浮圆子”、“水圆”，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皆可。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

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人们把中西结合在元宵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连巧克力和冰淇淋都能当元宵馅了，还有什么不能煮来吃的呢？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

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

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

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

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上述各家的高见，都有载籍为依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同时也涉及到对“算命术”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

算命是民间的俗称，学术上的专业称谓叫预测，研究算命的学术叫易学、也叫术数。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及八卦易经，理论系统较为复杂深奥。狭义的算命即是对人生辰八字的预测，广义的算命则包含紫微斗数、面相手相、八卦六爻、奇门遁甲、地理风水等等。古代的占卜、筮法，均属于算命。

《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指迷算命大约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从出土的甲骨文大多是卜辞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那时的先民们在举行祭祀、征伐、婚嫁等重大事情之前，必先烧龟甲或演蓍草对该事进行虔诚的卜筮，籍此判断吉凶，这大抵是早期算命术的萌芽。到了周朝，周文王、周公等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整理成书，取名为《周易》，才把卜筮之术上升到理论层面。春秋战国期间，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易》一书中加进了注解性质的文章，称为十翼，从此《周易》又称为《易经》。几乎是与此同时，齐国大夫邹衍创立了五行学说，与《易经》的阴阳学说相结合，成为了阴阳五行学说。至汉代再由董仲舒、京房等人的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一套有理论、有方法的卜卦算命系统。但是那时的卜卦算命系统依然是比较粗浅，只限于占事层面，对于算命的准确率并不很高。

算命的历史相传始于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另一相传源自唐代的李虚中，但化名为鬼谷子。想要算命的人，多会求助于某些对命理有钻研或是受人推崇者，以寻求替自己指点迷津，排忧解难。中国古代也称这类人物叫作“算命先生”。

算命的历史有据可查的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http://sn.people.cn/GB/n/2014/0107/c186331-20328061.html）算命或起于先秦，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中国的古人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

易经算命是中国五千年流传下来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易经算命，既不能因为某些没水平的预测师打着周易算命的旗号骗财骗色就一味的以为周易算命就是迷信，也不能因为某些精通五术，精通命理的预测师算的准就愚昧的相信算命就是神仙。毕竟算命也只是一门技术，预测师掌握的命理知识直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名牌汽车，或者是自行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呢，运就是人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五年一更换，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所经过的路就是大运，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

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两种观点只能说是各对一半，如果命运真的是能靠自己把握的，试问天下间除了傻瓜跟精神病患者以外，有谁不想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光耀门楣。有人会说，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如果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钱能从天上掉来吗，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孙悟空，都在五行之中，每个人出生后，八字已定，其一生的大运也就注定，八字的金木水火土与一生的大运也都将受到地球磁场的支配，很多人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当行到好运的时候，由于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去努力，遇到的都是自己的贵人，都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由于运气行的好，跟命里阴阳五行平衡了，睡觉都能睡得特别香，当大运行得不好，整个人也就会变得很颓废，缺少努力赚钱的动力，遇到的都是小人，处处跟自己作对，要婚姻没婚姻，要事业没事业，经常失眠。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著时运赋更能说明这一切，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命运到底是注定还是能改变，来打个比方，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虽说做了官，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官越做越小。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可是运气行的好，所以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易经是中国流传了五千多年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周易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最宜行东方木运，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就是疾病，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改变命运，趋吉避凶，少走弯路，以尽快求得属于自己命中的最大富贵，快速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