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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师到巡抚家算命,为啥见到穷书生会说你将来比他官大红羊劫从古至今,有不少人专门研究占卜看相这一类的,虽然很多都是半吊子,没什么真才实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却是存在一些真正厉害的大师,像袁天罡就是典型代表。当年他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时候,就一眼看出她一脸贵相。同时经过袁天罡的看相,推断她的两个儿子日后前途无量,可在朝中做大官。杨氏一听,其实心里压根没有在意这些,毕竟她知道很多算命的人无非就是专门挑好听的说,好赚点钱而已。可是当袁天罡见到襁褓之中一副男孩装扮的武则天时,当场就十分震惊,面相贵不可言,若是女子,日后将为天子。
而就在杨氏以为这只是袁天罡的一番巧言令色之词时,没想到多年后,这些推测全部成真了,一字不差,武则天果然成为了一代女皇。这听起来有点颇为神奇,但又不得不让人相信,毕竟事实摆在这里。而在清朝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文学大家赵翼所撰写的一本书籍记载,当时浙江有一位很传奇的盲人看相大师,不过他的手法十分独特,他是通过揣骨听声来给人相命的。
由于这位相师的名声在外,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很厉害的人,因此经常有人专门请他入府看相,尤其是达官显贵。而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徐元梦也请了他到家中看相,不过对他来说已经有了如此之成就,也就没必要再看什么前程之类的。主要是给他的孙子看看,经过相师的摸骨之后,推断巡抚之孙将来也是富贵的命。
而当时在给巡抚之孙教课的是一个穷书生,名叫做汪由敦。他自小好学,但无奈多次科考就是没有高中,而相师见到他之后也顺带给他看了一下,相师瞬间一大惊:你将来的官运前途不可限量,做到的官将会比巡抚还要大。汪由敦看着自己这股子落魄劲,心想着一定是相师说的什么客套之话,自己就这样子日后还能混的这么好?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他哪里还有什么奢望当大官呢!
相师感觉到了汪先生心存怀疑,不相信他的推断,不过他也不怪,毕竟汪由敦这般窘迫的处境,谅谁也不敢相信自己将来会如此辉煌腾达。不过相师话还没有说完,他仍坚持自己的推断将来会应验。同时他还说:“我到时候会有一场劫难,到时候先生必定已经官居显位了,希望你到时候能对我施以援手,记得要救我一下!”
听这么一说,感觉相师也不像是一个在编故事的人,说的那是有板有眼的,于是汪由敦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后来,相师受到了雍正的赏识,但好景不长,由于他的脾气不对雍正的胃口,不久后就因触犯龙颜被流放了。就这样,多年过去了,汪由敦已经在朝中担任了很高的官职,做到了刑部尚书。这一点上果然被当年的相师言中,他是块做大官的料。后来皇上开恩大赦天下,所有的罪犯都可以享受此等优待,一律免罪不再追究。可是相师的情况有一点特殊,他是前任雍正流放的不能赦免。
汪由敦正巧看到了多年前相师的名字记录在案,于是就特别上书皇上请求开恩赦免,最终皇上给了他的这份情面赦免了相师。到这里,汪尚书才算明白,原来多年前相师的话全部言中了,自己不仅做到了比巡抚大的官,同时相师果真遇到劫难,是自己救出他来的。似乎他们之间的缘分,早就已经注定了会发生。
有过这么一场大劫难的相师,决定从此不再给人看相,开始过着低调的生活。而为了报答汪尚书的救命之恩,最后给他的儿子看了一次,说他将来仕途成就很难超过汪尚书,做个六品小官是没问题的,但是大官是没可能了。后来相师的话再次应证,汪尚书的儿子刚好是做了一个六品的主事官。
“红羊劫”乃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柴望,以《丙丁龟鉴》上书提请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祸患。以天干“丙”“丁”和地支“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在生肖上是羊,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后便被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1126年)。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并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挑旗者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也被认为是“红羊劫”;杨绛就有《丙午丁未纪事》专为之记。
红羊劫”一说,古已有之。指的是值逢丙午、丁未年,国家会遇大的动乱及灾祸。后人以丙丁属火,色红,未肖羊,故名“红羊劫”。据闻宋朝理宗年间柴望在他所著的《丙丁龟鉴》中说:“丙午丁未者有一,其年皆值中国有浩劫战乱之年。”认为“红羊”年是国家发生灾祸浩劫的年份,说是依据我国战国时代到五代时期的历史统计得出来的。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这期间有一千二百六十载,二十一个丙午、丁未年,其年皆值中国动乱之年。从五代到现在又过了一千多年,历史经过了若干个“红羊劫”,这些年代是不是都有动乱,没有作过统计。上一个世纪,中国经历过两个丙午、丁未年。二十世纪初期的丙午、丁未年间(1906年-1907年)正值辛亥革命暴发的前夕,是否算劫难,众说纷纭。我辈出生也晚,没有遇到过更多的“红羊”,但对唯一的丁未(1967年)记忆犹深,这是典型的、全球公认的、盖棺定论的“中华民族的大浩劫”!
上一次红羊劫在一九○六、○七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古人一向认为遇上红羊劫的厄岁,亦可用后天人事尽力扭转,将祸害减至最轻。这一次红羊劫的前一年,清廷派了载泽、载鸿慈、端方、尚其亨、李铎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外国政治,预备立宪。可惜经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役、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和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当国的慈禧太后年事已高、暮气已深,既无魄力推动改革,亦害怕环境改变。这次红羊劫就错过了立宪的机会,此后即是满清的覆亡,以及民国数十年循环不休的内战。
柴望在回顾三国时代丙午丁未之厄的时候。大段抄录《三国志》的记载。公元226年丙午年,抄录杀鲍勋、免曹洪、曹丕驾崩、曹睿君臣决策防备东吴进攻这几件大事。而227年,柴望抄录内容里面称得上大事的,只有诸葛亮的出师北驻汉中这一件。
柴望对这一次丙丁之厄的评论,笔锋集中在文帝驾崩司马懿受诏托孤之上,他认为,这次丙丁之厄是司马氏篡曹的开端。
笔者认为,这次丙丁之厄,除了魏国国内政治动荡,其揭开了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序幕的开端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后诸葛亮持续七年的连串北伐战争,对魏国造成相当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直到诸葛亮病死才划上了句号。这里面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诸葛亮个人命运的起伏是如何与国家命运的起伏联系起来的。在众多有待研究的疑问里,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诸葛亮生日的干支。他出生于癸丑日,和丁未年的干支形成天克地冲。
诸葛亮,一个癸丑日出生的人,在丙午丁未之动荡转折中充当了弄潮健儿的角色,他那不平凡的人生,随着丙丁之厄的汹涌狂潮迅速地走向最后的激情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