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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皇帝大多是双性恋，其中有不少，对男票的感情之深，甚至留有典故流传后世，其中著名的“断袖之癖”的来历就是一桩。

但仔细算算，西汉东汉两朝加起来，25个皇帝，至少有10个是双性恋，这就有意思了。特别是西汉，除了短命的和很快被赶下台的，几乎全军覆没。

不拘野史正史，不妨一起来看看汉朝这些有趣又任性的皇帝们吧：

刘邦的男宠籍孺，被司马迁大大写进了小本本，列入了《史记·佞幸列传》，直道此人并无才能，只因佞幸而得宠于刘邦，“以婉媚贵幸，与上同卧起”。野史也有记载指出籍孺与刘邦非常亲密，加上外貌俊美、举止柔婉，很是得宠。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另有一篇记载，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对外说自己得病，没出战，但战况紧急时，樊哙等大臣直闯皇宫，却看到刘邦睡在一美男身上。

虽然吧，记载没有指出此人是籍孺，但籍孺当时负责刘邦起居，又经常与刘邦同床而卧，八卦群众的普遍观点都认为，此人除了籍孺还能有谁啊？

刘邦死后，籍孺的下场如何并不可考，不过，考虑到吕后当政，籍孺小美男恐怕只能自求多福了。

后人常说，是刘邦开了个坏头，这才导致汉朝历代皇帝养男宠成风，但其实先秦就有不少这样的事情，时人认为这是“雅癖”。焉知不是刘邦带坏了风气，而有可能是风气带“坏”了刘邦呢？

西汉的第二任皇帝惠帝刘盈在位时间不长，但这并不妨碍他谈个男票。

刘盈有个强势的母亲——吕后，可谓鸭梨山大。但他却是一个心肠柔软的boy。他对弟弟如意和戚夫人很是怜悯，他对男票宏孺也是情深意重。

吕后有个著名的男宠审食其，刘盈对这厮也很不爽。但审食其仗着吕后的势力为非作歹，刘盈也拿他没有办法。终于有一次，这厮犯事被刘盈抓到了把柄，关进了大牢。

随后，平原君朱建就找到了宏孺，让他帮忙求情。

朱某人求人的方式很特别，直接恐吓宏孺：“你如果不救审食其，你离死亡也就不远了。”这位的逻辑还特别有说服力：如果审食其死了，吕后盛怒之下想要报复，自然拿皇帝的爱宠宏孺下手。

为了自身安全，宏孺只好去劝说惠帝，于是刘盈改变主意，赦免了审食其。

刘盈也是real不容易，他在吕后的安排下，娶了自己姐姐的女儿，也就是他年纪还很小的外甥女张嫣做皇后。

对于这一点，刘盈本就很心塞，而吕后还杀了与他相好的宫女，把宫女的儿子，记做了张嫣的儿子。（实际上，张嫣一直到去世，都仍然是处子。）

刘盈受制于母亲，经常借酒浇愁，最后郁郁而终。而宏孺最后下场如何，后世也没有多少记载。

“文景之治”一直被认为是帮汉武帝打好经济基础的关键阶段，能得到“治世”这样的评价，足见文帝、景帝在政绩上，还是很有建树的。

但这同样不妨碍人家交男票，文帝有名的男朋友还不止一个。

文帝的男票中最出名的自然是邓通，这位不仅被列进了《史记·佞幸列传》，还被司马迁大大和后世的诗人列进黑名单里裱了又裱，“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

邓通最出名的故事有两个，这两个故事也都改变了他的命运。

文帝做梦，梦到自己想羽化登仙而不能，一个貌美少年帮了他。后来他总算寻找到了梦中男子，此人正是邓通。

文帝是个以简朴出名的皇帝，连带着后宫都十分节俭。但是，他追求邓通的方式简直是壕无人性。不仅为邓通修豪华府邸，封官，还赐了大量钱财。算命的说，邓通将来会贫饿而死。这个预言让文帝十分不放心。因此，文帝直接赐了邓通铜山，让他铸钱。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尽管文帝为爱郎倾尽所有，但邓通还是没逃过宿命，他的结局，正史说是死在寄居的人家，野史也有说是饿死街头。不管哪种，都是穷死的。

这就因为与他相关的另一个典故有关了。一次文帝背后长疮，邓通帮他把脓汁吸了出来。文帝问邓通，世上谁最爱自己。邓通回答，必然是太子啊。这本是帮太子说好话，但却起了反作用。因为文帝问太子愿不愿意帮自己吸脓，太子却做不到。这么明晃晃的打脸，太子怎么能忍，就恨上了邓通。

于是，汉景帝即位后，邓通家产就被没收了。除了最为出名的邓通之外，传说中，文帝的男票还有赵谈和北宫伯子，这俩人就不细说了。

景帝的男票叫周仁，不仅貌美，还以医术见长。传说是东周王室的后裔。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周仁就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等到文帝末期，他就已经当到了太中大夫。他是因功劳而升迁，本身来说，这位美貌的医生个人能力是不错的。

等到景帝即位后，周仁被任命为郎中令，天子近臣，九卿之一。这位据说比景帝活得还久，而且是善终。由此可见，打铁还需自身硬，有本事和技能傍身，不完全依附于君王，做人低调一点，不碍新天子的眼，最终才能活得长久。

武帝老婆小老婆一堆，从“金屋藏娇”的陈阿娇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的卫子夫，到“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的李夫人，再到“手握玉钩待君王”的钩弋夫人。武帝的女人们都没什么好下场，但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芳名。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武帝的男票也有很多。而且质量之高，知名度之广，简直是他的祖辈、孙辈完全无法匹敌的。

第一位韩嫣大大又是一个被司马迁记到小本本上，拉进黑名单里的美男。韩嫣出身显赫，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孙，再往上他是韩王韩信的曾孙。（这里的韩信并非淮阴侯韩信，而是同名的西汉初年异姓诸侯，是战国时期韩襄王姬仓的庶孙。）

在刘彻还是胶东王的时候，两人就已经形影不离了，是“竹马竹马”的感情。两人感情如胶似漆，韩嫣能够自由进出后宫，经常与武帝同榻而眠。

“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

韩嫣不仅貌美，而且祖上有匈奴血统，长得很高大。但韩嫣大大出了名的“有钱任性”，“逐金丸”的传说就被后人用来形容生活奢侈。

《西京杂记》卷四：“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日：‘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而且韩嫣比较傲娇，他自己官做到上大夫，却对同朝为官的大臣态度不好，还得罪了江都王，被告状告到了武帝的母亲王太后那里。这还不打紧，更有一种说法是，他揭破了王太后生女后再嫁的丑闻，找到了王太后和金王孙的女儿修成君金俗，因此被王太后记恨。最后韩嫣被王太后以秽乱后宫的理由处死，汉武帝求情也没有能救回男票。对年轻的汉武帝来说，这是一大打击。

为了怀念韩嫣，武帝后来将韩嫣的弟弟韩说召进宫，长得相似的弟弟成了替身。由此可见，小说里那些用不腻的各种“替身梗”，也不是完全随意杜撰的，都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武帝的第三位男票也非常出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延年。他出身倡家，又被施以宫刑，但却“性知音，善歌舞”。他借着《佳人曲》向武帝推荐了自己的妹妹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

司马迁大大对武帝可没什么好感，原因大家都懂的。武帝的这三位蓝颜知己，无一例外地被他放进了黑名单里。还有一位被司马迁放进小本本里的同学，不仅一直是腐女们YY的对象，也有很多历史粉为他叫屈。这里，我们姑且不把他算作武帝的男票，但还是做下介绍。

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从骑奴一路当到大司马大将军，军功显赫，封长平侯。卫青的首次出征是奇袭龙城，这场战役揭开汉匈战争反败为胜的序幕。他曾经七战七捷，收复河朔、河套地区，击破单于，为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贡献。

卫青病逝后，被葬在茂陵东北方位。很多人，特别是腐女根据汉代历代皇后的墓葬位置判断，卫青墓处在的位置是皇后位，且实际上的皇后墓是空着的。额，这一点给他和汉武帝之间本就暧昧不清的关系，添上了神秘感。

但也有说法称，因为卫子夫是蒙冤自尽而死，而且有文字记录称她已被废后，所以，除了后来被霍光移入茂陵的李夫人外，汉武帝实际上没有妃嫔随葬。所以，所谓的“皇后位”恐怕也只是个巧合。

关于汉昭帝的故事不算确凿，流传的也不广。毕竟这位皇帝21岁就驾鹤西归了，所以很难说有什么风流韵事。不谈那些言情小说怎么杜撰他的情史，只说史官的黑名单里有位金赏，被指和昭帝关系不一般。这次的小本本不是司马迁大大的，是班固大大的。

《汉书·佞幸传》：昭帝时，驸马都尉秺侯金赏嗣父车骑将军日磾爵为侯，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

金赏也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将军霍光的女婿，娶的是霍光的六女儿。到了汉宣帝的时候，霍光谋反，金赏交出妻子，得以保全，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被连坐的女婿。

对，你没有看错，汉宣帝刘询居然也有男票。就是那位“故剑情深”的汉宣帝，N多言情小说中的不二男主。

这次记小本本开黑的不是司马迁大大，依然是班固大大，《汉书》的《佞幸传》中写道，

“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其人谨敕，无所亏损，为其小妻所毒薨，国除。”

这位张彭祖何许人也？说起他的爷爷你一定认识，那就是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当刘询还是刘病已的时候，就受到过张彭祖的叔叔掖庭令张贺的各种关照，于是他有机会和张彭祖一起同席读书。巫蛊之祸后，刘病已辗转被收养于系郡邸狱、祖母史家和掖庭，也算历经人情冷短。所以，对于张彭祖这位少年同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

张彭祖不出名的一大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和其他佞幸不一样，一直谨小慎微，并没有做出过什么出格的事情，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

汉元帝因为“昭君出塞”和毛延寿而狠狠出了一把恶名。实际上，给他抹黑的又岂止是这些人，还有他的男票们——弘恭和石显。

这俩哥们也是宦官，同样被班固大大放在了小本本里，并且大加挞伐。毕竟，这俩哥们得宠后，专权弄权，乘着皇帝生病把持朝政，排除异己、迫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

汉成帝的出名在于他与飞燕、合徳姐妹不可不说的二三事，但实际上，他还有一位“生死挚爱”，那就是他的男票张放。

这位张放同样出身显赫，是祖上传下来的富平侯。额，他的爷爷张延寿和上面提到的张彭祖是亲兄弟，所以，他也是张汤的后代。张放和另一位淳于长也都被班固大大记进了小本本。张放和成帝的传说，缠绵悱恻，令人动容。

张放是个美少年，和成帝的关系非常之要好，“少年殊丽，性开敏，得幸上。”两人不仅看颜值，而且还兴趣相投，经常一起微服出游。

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阳五，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

后来，成帝对张放的宠爱让皇帝的几个舅舅看得很不顺眼，去找太后王政君告状。太后考虑到皇帝的感受，没有自己动手，而是让大臣们瞅准时机，逮到有灾祸，把锅甩到了张放身上，最后逼着皇帝把张放流放到了边远地区。

下面看点来了：

汉成帝迫不得已把男票送走，离别时，两人抱头痛哭。但离别只是暂时的，过了没多久，汉成帝又想办法把他给弄回了都城。然后又继续被逼把人送走，再次抱头痛哭。然后过没多久又把人给想办法弄回都都城……

两人对于相守的执着真是十分可敬可佩。就连汉成帝把飞燕、合徳纳入后宫之后，也没有忘记张放，还是时常鸿雁传书，一封封情书过去，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让人唏嘘的是，汉成帝驾崩，张放在远方得知消息后，竟然哭泣而死。

班固大大的《汉书》里写得明白：“放思慕哭泣而死。”

这份感情，可以说就是誓言里的那句：“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这位厉害了，汉哀帝和他的男票董贤的故事，正是“断袖之癖”这个典故的来源。这两人的故事也是非常传奇。

董贤，字圣卿，御史董恭之子。一开始担任的是太子舍人，由于长得好看，很受皇帝喜欢，升任黄门郎。汉哀帝自己也是个非常简朴的人，但却对董贤赏赐非常多，而且在官职任命上也是很舍得。董贤不过22岁，就当上了大司马，位列三公。大臣的很多事情都要通过董贤才能向皇帝禀奏。

不仅如此，汉哀帝甚至曾经提出过要“效法尧舜”，把皇位让给董贤，把大臣们吓得够呛。当然，这个想法最后没有实现。汉哀帝能有这种想法，也是封建帝制里的一朵奇葩了。由此，可见他对董贤的感情之深。

而断袖的典故是酱紫的：两人经常同卧同睡，有一次白天睡觉，汉哀帝要起床，却发现自己的袖子被董贤压住了。为了不吵醒董贤，他就用刀把袖子割断了。于是才有了“断袖”的典故。这么体贴的情人实在是不多见呀。

后人用“断袖之癖”形容同性之爱，与“龙阳之好”意思相同。

不过，哀帝对董贤这样的宠爱，自然给他树敌不少，哀帝一死，太皇太后王政君重新把持朝政，在王莽的操作下，尚书弹劾董贤，董贤被罢官当日自杀而死。

数完了这些汉朝皇帝和他们的男票们，

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问题，

究竟为什么汉朝会有这么多双性恋的皇帝呢？

严格来说，

西汉皇帝基本上除了短命的或者当了没多久就下台的，一个皇帝也没落下。

而东汉就少有这种情况，还有几个著名的直男，比如那个“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光武帝刘秀”。

有很多人说，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老刘家的基因出现了问题。到了东汉，经过王莽篡政和一系列的动乱，还有这基因的刘家人没上得了位。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目前科学对于同性恋先天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因素的测定上，至今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得到确证和一致的公认。

目前科学家都没有太多确切的证据显示性向是(或不是)遗传决定。

《美国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作者约翰贺根(John Horgan)，曾经因为当前缺乏有力的科学证据，所以不认为“同性恋是遗传”，此一看法却被反同人士扭曲为“同性恋不是遗传”。只能说，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这段摘自陆子钧（ PanSci泛科学主编、台湾大学昆虫学硕士）的学术文章

那再看老刘家，这家虽说一直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但里面也出过几次从堂兄弟或者更远的旁系来选择继承人的情况。尽管如此，皇帝们大多还是双性恋。反而其他宗室子弟，异性恋还是占多数。都是高祖刘邦的子孙，其他子孙，比如后来的东汉皇帝们，也完全没有受“双性恋基因”影响，这又怎么解释呢？

再算一算概率，抽中十个并非一脉相承的皇帝都是双性恋的概率，也是很低的。但这个事实却形成了，难道是买彩票中奖了？

所以，无法用科学考证的原因，我们就不深究了。下面，来谈一谈我自己的总结观点。

外部环境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自然是社会氛围，正如之前提到的，好男风、养男宠在当时并不算是件坏事，甚至是贵族的“雅癖”。

第二部分则是皇帝们所面临的环境压力。西汉阴盛阳衰，从吕后开始，中间经历了薄太后、窦太后、王太后，一直到后来的王政君、傅太后、丁太后。太后、外戚的影子在这段历史里萦绕不去。同时，皇帝的后宫里也并不太平，各家势力盘根错节。

每个太后也都在后宫中安插了自己人，从最初惠帝的张皇后，到后来景帝的薄皇后，再到著名的陈阿娇，后面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

而各个公主也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鲁元公主、馆陶公主、平阳公主到后来的阳阿公主，哪个没有给皇帝送过女人。卫子夫、赵飞燕姐妹都来自于各个公主府，前者的家族最后在朝堂上占据了重要势力，卫青还娶了平阳公主，加强了势力联合，而后者则直接把持了后宫，决定了后宫生孩子这件大事。

皇帝面对女性长辈和外戚势力，有的能够抗争，有的却败下阵来。

汉武帝为了不给儿子留下“太后干政”的隐患，甚至直接赐死了钩弋夫人。

这也并没有什么卵用，作为上官皇后的外公，外戚霍光同样把持着朝政。

换了个皇帝，到了宣帝这里，霍光又把小女儿霍成君嫁给了宣帝。

再往后看，王政君给儿子安排的许皇后，象征的是两股外戚势力的联合，这位许皇后正是“故剑情深”的主角宣帝的发妻哀恭皇后许平君的哥哥大司马、平恩侯许嘉的女儿。

一些皇帝不想屈服于太后的安排，所以引入了公主势力去让双方外戚做斗争。陈阿娇斗卫子夫，背后实际上是馆陶公主、窦太后和平阳公主、王太后的斗争。势力自然是此消彼长，但看皇帝能不能坐收渔利。

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自然把这一套玩得游刃有余，最后自己掌握朝堂和后宫。

但到了汉成帝这里就玩脱了，野史中传言赵飞燕姐妹背后有中山太后傅太后的势力渗透，而且两人来自阳阿公主府。虽然赵家姐妹确实帮成帝打败了王政君扶植的许皇后和班婕妤，但成帝却也没有得利，他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对赵飞燕姐妹予取予求，让自己下场凄惨。

在这样阴盛阳衰之下，有一个汉武帝已经不容易，文帝、景帝、宣帝这些也算勉强撑住，其他几个就明显战五渣了。于是，社会氛围和外部环境的压力作用之下，皇帝的内在心理，也会产生极大的变化。个人观点，他们的心理变化，并非是一些人认为的“征服欲”的增长，反而是心理认同的需求，变得更强烈。

总结一下不难发现，皇帝的“男朋友们”大多不是宦官，就是近臣，很多更是年少相识、竹马竹马培养起来的感情。

他们更能接近皇帝的生活，也就更能接近皇帝的内心。在面对着各种“大女人”和各种“大女人”操控下的“温柔如水的后宫美人”，心灵契合的soulmate变得越发难求。

男朋友中，内臣、宦官大部分也都能当官掌权，更不用说那些本就出身良好的世家子弟。皇帝和男票之间的相处，除了爱情、友情甚至亲情，有时候也有并肩作战对抗“阴盛阳衰”这个现状的同袍之情。

至于男票们最后的下场，这个说来久复杂了，影响的因素非常多。外部环境的变化、跟皇帝感情的变化，以及自身的性格决定命运等等。种种的因素，让各位男票的下场大相径庭。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了，至此搁笔……

多数观点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算命是民间的俗称，学术上的专业称谓叫预测，研究算命的学术叫易学、也叫术数。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及八卦易经，理论系统较为复杂深奥。狭义的算命即是对人生辰八字的预测，广义的算命则包含紫微斗数、面相手相、八卦六爻、奇门遁甲、地理风水等等。古代的占卜、筮法，均属于算命。

《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指迷算命大约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从出土的甲骨文大多是卜辞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那时的先民们在举行祭祀、征伐、婚嫁等重大事情之前，必先烧龟甲或演蓍草对该事进行虔诚的卜筮，籍此判断吉凶，这大抵是早期算命术的萌芽。到了周朝，周文王、周公等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整理成书，取名为《周易》，才把卜筮之术上升到理论层面。春秋战国期间，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易》一书中加进了注解性质的文章，称为十翼，从此《周易》又称为《易经》。几乎是与此同时，齐国大夫邹衍创立了五行学说，与《易经》的阴阳学说相结合，成为了阴阳五行学说。至汉代再由董仲舒、京房等人的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一套有理论、有方法的卜卦算命系统。但是那时的卜卦算命系统依然是比较粗浅，只限于占事层面，对于算命的准确率并不很高。

算命的历史相传始于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另一相传源自唐代的李虚中，但化名为鬼谷子。想要算命的人，多会求助于某些对命理有钻研或是受人推崇者，以寻求替自己指点迷津，排忧解难。中国古代也称这类人物叫作“算命先生”。

算命的历史有据可查的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http://sn.people.cn/GB/n/2014/0107/c186331-20328061.html）算命或起于先秦，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中国的古人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

易经算命是中国五千年流传下来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易经算命，既不能因为某些没水平的预测师打着周易算命的旗号骗财骗色就一味的以为周易算命就是迷信，也不能因为某些精通五术，精通命理的预测师算的准就愚昧的相信算命就是神仙。毕竟算命也只是一门技术，预测师掌握的命理知识直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名牌汽车，或者是自行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呢，运就是人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五年一更换，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所经过的路就是大运，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

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两种观点只能说是各对一半，如果命运真的是能靠自己把握的，试问天下间除了傻瓜跟精神病患者以外，有谁不想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光耀门楣。有人会说，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如果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钱能从天上掉来吗，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孙悟空，都在五行之中，每个人出生后，八字已定，其一生的大运也就注定，八字的金木水火土与一生的大运也都将受到地球磁场的支配，很多人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当行到好运的时候，由于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去努力，遇到的都是自己的贵人，都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由于运气行的好，跟命里阴阳五行平衡了，睡觉都能睡得特别香，当大运行得不好，整个人也就会变得很颓废，缺少努力赚钱的动力，遇到的都是小人，处处跟自己作对，要婚姻没婚姻，要事业没事业，经常失眠。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著时运赋更能说明这一切，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命运到底是注定还是能改变，来打个比方，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虽说做了官，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官越做越小。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可是运气行的好，所以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易经是中国流传了五千多年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周易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最宜行东方木运，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就是疾病，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改变命运，趋吉避凶，少走弯路，以尽快求得属于自己命中的最大富贵，快速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

《算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天人合一”思想，应用于预测人生运动变化规律的方法。术数家用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按天干、地支依次排列成八个字(称为“八字”)，再用本干支所属五行生克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2]，算命或起于先秦，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中国的古人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

相传始于唐李虚中，托名鬼谷子。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李君名虚中﹞，最深於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但传统算命的方式与方法还真不完善。四柱太阳律月亮律属于四柱预测的完整模式。学习算命，必须要掌握这些完整的技术，才不会走弯路。对待算命应本着科学的态度，相信而非迷信。

算命，亦称“子平命学”、“子平术”、“四柱命学”、“生辰八字”等。命理学俗称算命术，又称推四柱或批八字，它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代表的天干地支配成八个字，以《易经》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为手段，对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预测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互相融贯而成的一种学说，是周易预测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古代算命通常是一种利用个人切身资讯，例如脸与手的纹路，出生八字、姓名笔划等配合术数来预测或判断命运吉凶福祸并且寻求指点迷津的行为亦称指迷算命。千百年来，经过人们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已深深地扎根与人们的心灵中，经久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更取命宫、胎元、大运、小运、流年，配合行年太岁、月令等的五行生克制化定休咎。五代有徐居易，宋有僧道洪，元有徐大升，明有刘伯温，清有沈孝瞻、陈素庵、韦千里、袁树珊、任铁樵等。更有盲派八字理论，盲派快速算命秘诀，金口铁断算命秘要等。

演变过程

古人对占卜算命痴迷是因为《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古人认为女士带紫冰银镶嵌蓝绒晶饰品，男士带红竹石饰品，在结印册上添加“隐岐元简、水差芥子、染付春秋”结押。从而可以祈福带来人生幸福的机遇，并且封印厄运。

殷商以前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批八字老师-严峻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指的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春秋时期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

算命

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吕氏春秋”尽数篇写了“今世上卜巫祷祠，故疾病愈来”古代算命师发现算命后很多人都出现被算者得病、灾难连连的情况。这是因为算命是窥探天机，所以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遭到天罚。根据《序卦传》缓解和化解算命后灾难方法是女士佩戴蓝绒晶、橘子石或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由“橘子石、云海石、影子石、橘子石”以上4种制作而成的）。上面3个物品同时佩戴任何两种都可以化解，男士佩戴红竹石、影子石、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有影子石、红竹石制作而成）三者选2种佩戴才可以

西汉时期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唐朝时期

天师后裔张金华认为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五代宋朝

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

上述各家的高见，都有载籍为依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同时也涉及到对“算命术”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