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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像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县人，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被时人誉为清代第一大碑学家，又被后人称为清代书法第一大家。著有《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文钞》等。

何字不易求

提起书法家何绍基，在前清，他是一面响当当的铜锣。他大笔只这么一挥：点一点是个绣球，撇一撇是把利剑，竖的是铁杆，横的是扁担。他写的字，自成一体，人称“何字”。登门求字的人，前脚才出大门，后脚又跟着进了书房。弄得何绍基真是应接不暇。当然，他也不是有求必应的。要是那样，他的手笔，

那还值个什么？谁都知道，“何字不易求”啊！

那时，有个钦差大人奉旨出京。这人姓黄，因为是个坏透了顶的坏蛋，人们就送了他一个绰号“黄鼠狼”。虽说他于诗词歌赋一窍不通，却也附庸风雅，想求得名人字画装装读书人。他早就想请何绍基给写一幅横匾，这回要去广西，正好绕道道州找何绍基写字，了却这桩心事。出京以来，马不停蹄，到了道县这个山沟时，正赶上三伏天。

钦差大人一下轿，县太爷磕头迎接，刚叙礼完毕，他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带着县太爷鸣锣开道，直奔东门村。

何绍基正在书房读书，早有人来报。他大吃一惊，心想，黄鼠狼是个什么好东西？我绝不能为这样的狗官写字。远远听到鸣锣之声，他像肚里吃了苍蝇，只想作呕，但转念一想：皇帝的钦差、灭门的知县，都是惹不起的角色。当面顶牛只有自讨苦吃，不如暂时避开，就吩咐老婆几句话，将书房门一锁，飘然而去。

黄鼠狼和县太爷到了东门何家。只见何绍基的老婆出来行礼。黄鼠狼圆睁两眼问道：“你家何秀才哪里去了？”县太爷怕吓坏乡里人求不到字，忙宽慰她道：“这是钦差大人，想抬举你家秀才写几个字。”何绍基老婆笑着说：“大人们太照顾他了。可惜这个背时该死的，就是财运差，有福不能享，三天前出门去了。”黄鼠狼忙问：“到哪里去了，多久才回？”何绍基老婆摇手说：“这难讲了！这个穷背时平日脚不出户，死盯着书，一出门嘛，就是没笼头的马啦，也不说个去处，也不说个日期，找都没处找的。”黄鼠狼碰了一鼻子灰，窝着一肚子火，只好和县太爷起驾回衙。他指着县太爷骂道：“你这个父母官怎么当的？连钦差大人求你叫一个穷秀才写几个字也办不到？”县太爷连说“卑职无能”，又大骂何绍基不识抬举，并向黄鼠狼没命地磕头：“大人赏脸，暂在小邑委屈几天，待卑职探得下落，为大人帮办此事。”黄鼠狼哼了一声说：“这回就看你尽不尽力了。”

县太爷回到衙门，合集三班六房商议。他先叹口气说：“我不知倒了几代的霉，派到你们这个山沟来当知县，又偏偏出了个吊儿郎当的何绍基。如今黄大人等着要他写匾，这穷秀才却无影无踪。匾弄不来，我县太爷这顶乌纱帽保不住，大家也都回去喝西北风了。”众人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好半晌，才有个师爷向他使了个眼色。县太爷知道他是东门人，想必有点头路，便轰走众人，留下师爷问道：“先生有什么妙计？”师爷哈哈大笑道：“何绍基和我同村，他的事瞒得住别人，瞒不住我。今天一早还在家，哪有三天前便出门的道理？他的脾气我晓得，分明是讨厌这个钦差大人，不愿为他写匾，才使出这条计策。如今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县太爷听了十分着急，说：“何绍基这等傲慢，我这顶乌纱帽丢定了！”师爷不慌不忙对着县太爷的耳朵，如此这般咕哝了一阵，县太爷才转忧为喜，立刻差人照师爷说的办去了。

何绍基他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顺着潇水河一直往下走。在离城约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绿柳成荫的小村，叫青口周家。那里有个打渔人是他的老表，和何绍基幼年相交，最合得来。何绍基一离家门，就溜到他老表这打鱼船上，钓一阵鱼，读一阵书，日子过得蛮舒畅。他想：你黄鼠狼奉旨出京，总不能为了一块小匾在道州耽搁一年半载。你前脚出五岭，我就后脚回东门。哪想这件事没有能够瞒住那师爷。那家伙连夜雇得一只小船，飞也似的向青口赶来。

那天清早，太阳才露面，老表便把小船撑出柳荫。何绍基走出舱外欣赏山光水色，忽听得柳荫深处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何绍基好不耐烦，便叫老表循声撑去。只见一只小舟停在岸边，舱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抱着一个三五岁的孩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

何绍基原是个慈悲心最重的人，马上问道：“老嫂子，你这个小孩子得了什么病？”

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说：“我们两夫妻五十多岁了，就这么个儿子，得了个夜哭症，一天到晚只是哭，只怕好不了！”

何绍基叫老表撑到近边，跳过船去，摸了摸小孩子的额头，说道：“百病有百药，小孩子心里有病讲不出，只好哭了。圩上有医师，何不去看看？”

“唉，哭了半个月，诊了半个月，总是不依药，这娃娃恐怕命根不长了。”老妈妈说罢又哭。那小家伙也好像突然挨打似的，猛地哭得更响了。

“好嫂子，放心吧，世间没有诊不好的病，小孩有个伤风头痛是难免的，多吃几帖药便好了。没有钱，我送你二三两银子。”

那老妈妈抱着孩子“噗通”跪下来，说道：“难得遇见你这个好心的人，这孩子有了救命星了。银子我还有，先生不用操心。只是圩上那算命先生给我家孩子看了张八字，说是犯了哭煞，吃药是吃不好的，只央个读书认字的写首诗，贴在大街小巷，让过路君子一念，救命星来了，小孩子就不哭了。”

何绍基一听就知道是街上常常出现的红纸小诗：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他便问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你何不买几把红纸，请个先生写上几十张，满街一贴试试看？”

那老妈妈边擦眼泪边说道：“红纸倒买了些，只是这荒村僻野，哪来读书写字的先生？”

何绍基道：“好嫂子，我这里有现成的笔墨，替你写几张使得么？”

那老妈妈半信半疑道：“你们打鱼捞虾的，也会写么？”

那老表实在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老妈妈也算有眼不识泰山了。他是什么人，皇帝找他写他还不肯呢！”

何绍基瞟了他一眼说道：“你别听他胡吹，我也写不好。孔夫子不嫌字丑，我能写出来就是了。你把红纸拿出来吧！”

老妈妈喜出望外，急忙把小孩往船上一放，转身进舱，十分利落地拿出一张大红纸来递给何绍基说：“辛苦先生了，不要写小张小张的，一张大纸就写一首诗，让我贴在村头大槐树上，让人老远就看见。”何绍基接过了纸，磨好墨，定了定神，提笔一挥，就写下四行小诗。老妈妈又是千恩万谢，抱起小孩就向何绍基磕头：“真是救命恩人呀！”何绍基说：“快起来，你把红纸诗贴了，还得找个医师看病才是！”这个聪明绝顶的何绍基做梦也没有想到，已中了师爷的奸计了。

师爷拿了这首诗，简直像得了一件宝贝，连夜撑船回县送给县太爷。县太爷在红纸诗中裁取了“天地君予”四个大字，制成一撒洒金横匾。黄鼠狼一看那字，笔飞墨舞，果然是何绍基亲笔，如获至宝，便高高兴兴地别了县太爷，启程往广西去了。公差完毕，回到北京，缴了旨，便回到府中，打开那条横匾，见那四字铁划银钩，果然绝妙，便买了名贵紫楠木，制成一块精致横匾。影透精刻，洒金装饰了一番。择了个黄道吉日，张灯结彩，大办宴席，请来许多宾客，郑重其事地把匾挂到中堂梁上。谁知定睛一看，金匾上的“天地”两个字不见了，光剩下“君子”二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嘴巴快的客人，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这‘君子’二字挂在梁上，不成了‘梁上君子’了吗？”宾客们听了，个个掩起嘴笑，把个黄鼠狼气得直想往地下钻！

这“天地”两个字，怎么会不见了呢？有人说是何绍基发现上了当，想办法收回去了。至于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就没有人说得出了。真是“何字不易求”啊。

一言心语

虽说是何字不易求。可其实何字并不难求。试想在这个传说中。何绍基为了解除别人的为难，分文不取。甘愿效劳不是例证吗？遗憾的是不知是奸计罢了。

关于毛主席的生活小故事有：

1、少年毛泽东上私塾

1900年，毛泽东刚满7岁，开始在韶山南岸读私塾。1904年，转学于韶山关公桥私塾。1905年春至1906年夏，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1906年秋，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后因父亲种田需要帮手，这年秋天起辍学在家务农。

他的记忆力和领悟力很高，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记得很熟，许多人物事例能够随时用来观察和比喻生活。对这6年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6年私塾为毛泽东打下了较深厚的古文功底。

2、剪辫子表决心

1911年4月，清政府为了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从民族资产阶级手里收回，以出让给帝国主义，颁布了所谓“铁路国有”的卖国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湖南学生界尤为激烈，倡言罢课，开会演说。毛泽东即是其中的一员。

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毅然剪掉头上的辫子，并且说服他的朋友和同学也剪掉，以表示反抗清朝的决心。

3、被同学誉为“时事通”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正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毛泽东特别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天天阅读省内外各种报刊。

他把三分之一的钱用来订报、买书、买杂志，除了自己订阅报刊和到学校阅报室阅览外，还经常向人借阅报刊。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一般都议论纷纷，常常困惑不解，然而毛泽东却看得清楚，而且还能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得鞭辟入里。

他还经常就一些重大的时事问题，如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的责任等，向同学们发表演讲。因此，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

4、倡导体育锻炼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期，毛泽东除悉心学术研究、关心时事、向社会学习等之外，还特别重视体格锻炼，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与体力全面发展。在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以后，他更加积极倡导体育锻炼，并主持开展各种全校性的体育活动，同时注意改善学校的卫生条件。

毛泽东不单是重视体育的宣传者，而且是热心的实行者。他最喜好的锻炼体格的方法有：野游、爬山、露宿、风浴、雨浴、游泳、冷水浴。青年毛泽东对锻炼体格的重视，表明他当时就已认识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5、第一次到北京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达北京。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

9月底，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仅解决了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

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还与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有了交往。在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文学研究会。